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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前军人的绝笔信告诉我们不能姑息“精日”

81年前这封军人的绝笔信,告诉我们为何不能姑息“精日”

1937年秋风萧瑟的时候,一位中年军人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小房间里给自己刚考上学的孩子写家书。

在此之前,他和部队出川千里迢迢跋涉到此,一路征尘艰辛无比。

此时,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热潮正在形成。行军的劳顿并没能消磨他杀敌的热忱,但途中所见所闻却令他如鲠在喉:简陋低劣的装备、望敌而逃的“友军”、只顾自保的军阀、不供补给的“中央”……而尤其是“出乎意外”地出现一些汉奸,令他在信中表达了愤慨。

国家凋敝、强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此情此景之下,汉奸无疑是国家的痛点、社会的逆流。据说,这支部队从离开四川驻地的那时候起,就有汉奸为敌人通风报信,有时候在某地宿营一夜,也有汉奸点火放烟为敌机指示目标。将士们往往还未得上阵,就伤亡惨重。

虽愤慨难平,但这个中年军人抗战的决心已下。在这封家书的最后,他用这样的笔墨挥别挚爱的亲人:“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甚么?”

家书发出5个月后,中年军人和他所在的师在一个叫山东滕县的地方全军尽没,那是台儿庄战役的开始。

他叫赵渭滨,川军第41军第122师少将参谋长。

我是在一个初春的下午读到赵渭滨将军家书的。那天的北京乍暖还寒,但阳光明媚。从字里行间中,我读到了一名抗战军人的血性和忧愤。

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英勇顽强、宁死不屈,尽展民族的血性气节。但那些戴着日式军帽、举着太阳膏药旗,甚至还操着一两句日语、一脸媚笑的“中国人”,为敌军“带路”“效劳”,沦落为民族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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